而南宋胡宏、张栻将北宋默默无闻的濂学提升到了道统继承者的地位，突显了湘学对中华道统的贡献，同时将周敦颐开创的新道学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建立起一个以道性为核心的道学体系，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

宋儒的明体达用思想往往是通过经典诠释而表达出来的，所以宋学的重要学术特征是以义理解经，其不同学派的思想差别往往体现为不同义理的差异，而这种思想差异与汉儒官学身份的师法无关，只有依赖于民间讲学的师道精神才可能呈现出来。[2]王明清：《挥尘录》之《后录余话》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学术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均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讲学和创建学派的活动。宋代以前，中国学术形态表现为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争胜和各领风骚，先秦诸子百家、秦朝法家、汉朝儒法、魏晋儒道、隋唐儒佛道并起，甚至不得不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看作中国重大学术思潮、重要思想形态的代表。王安石前期关注内圣之道的建构，热衷于性命之理问题，主要通过《周易》《论语》《孟子》《礼记》而探究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清儒戴震曾经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局面，变成了两宋时期以一体儒学兼容多元思想的文化格局。

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熙宁以后，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必须将外王之道、新政改革放在首位。疏通知远，《书》教也。

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所以，《春秋繁露》虽然体现出士大夫与君主合作时政治妥协态度，但是仍然充分体现、强调了士人的德治思想和民本精神。《论语》曰：唐、虞之际。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高阳者，阳犹明也，道德高明也。(12)《白虎通义》通过对先秦时期的三王五霸的诠释，为汉代国家治理确立了王道和霸道并用的治理原则。

《论语》曰：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关键词：《白虎通义》/士大夫/君主/政典/经典/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白虎通义》)/literati/monarch/political codes/Confucian classics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5AZD032)成果。《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26)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谏诤》，上册，第228页。

(29)而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则是从国家共同体的和谐、君主权力的合法性的思想高度来阐发民本思想。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22)天子建三公、序四诤的目的，就是要将天子置于士大夫群体的道统限制之中，以保证无道的君主也能够做到重民而不失天下，即所谓明王所以立谏诤者，皆为重民而求已失也。

谏诤的政治制度设计，一方面要求天子应该接受士大夫的谏诤，不能够以言放逐臣子：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故《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谥之。

……科条三千者，应天地人情也。有熊者，独宏大道德也。

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洁静精微，《易》教也。作为汉朝国家宪章的《白虎通义》，在卷一、卷二的最重要位置，通过对爵、号、谥的规定，首先确立了以帝王权力为核心、帝王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3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七，《考黜》，上册，第302页。《春秋》曰：公朝于王所。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经典就逐渐成为汉代的国家制度、法律条文、治国原则、社会道德的思想源泉、文本依据。

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儒家学者个人的经学著作，作者董仲舒是一位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代的经学博士，终生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

(24)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五，《谏诤》，上册，第226页。如第一卷论爵有十章，包括天子为爵称制爵五等三等之异天子诸侯爵称之异王者太子称士等十个问题。

右弼主纠，纠周言失倾。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

(30)与此同时，《白虎通义》的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对诸侯的考核上：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所以，这一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首先是与汉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礼乐典章、法令刑律、经典思想、宗教信仰、教育体系、宗法制度等相关的国家政典的制定确立。

其三，汉代士大夫在《白虎通义》中确立了以儒家为政以德、以民为本、限制君权的政治理念。《白虎通义》卷四《灾变》一章说：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

地有三形，高、下、平。三、《白虎通义》：士大夫思想的经典 《白虎通义》作为儒家士大夫与帝王合作而达成的政治盟约与国家政典，表达的不仅仅是帝王的政治诉求，同样也表达了士大夫的政治理念。

礼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悬爵赏者，示有劝也。《尚书》曰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②从《白虎通义》引证的儒家经典，可以看出班固及其入会的经学家们的学术旨趣、经学思想。

⑦《白虎通义》关于天子、帝王的一切爵、号、谥的规定，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治理活动中确立帝王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1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礼乐》，上册，第93-95页。

《白虎通义》强调天崇高权威，通过灾变而对悖德的君主发出谴告、通过符瑞而对有德的君主作出表彰，其实是表达士大夫的文化思想与政治要求。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巳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

其三，确立汉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王霸并用。《白虎通义》对爵号谥包含的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均做出了相应的政治责任、道德义务的规定，如卷一对五等爵位的政治责任、道德义务做出了规定： 《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